我说过，我家和我所在的学校位于郊区的城乡结合部，所以我们的学校既有城市孩子，也有农村孩子。我们班里的学生和老师天南地北的操着有各种口音，全校所有班级都没有我们一个班的口音多，用生物多样性来比喻我的同学和班里的环境，最恰当不过。所以我的童年，既有趣又操蛋……
当时我们学校从学前班到四年级都是三个班，每个班大概四五十个孩子，五六年级只有两个班。我们学前班也是三个班，我和冬冬被分在了二班，从此我小学一路上初中都是二班，可谓一“二”到底。我们全班一共五十来个孩子，来自全国各地。班里有四个操着一口京片子的同学，他们的父母都在电力单位上班。他们很好相处，但也最没意思，因为他们张口闭口就是“你丫傻逼”，跟他们呆久了你马上就会怀疑——在这个世界上还谁，不是“傻逼”？！
有一个只会讲一句“阿拉上海宁”的张艳芳，她父母也是电力单位的。张艳芳当时是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孩了，衣服穿得也最漂亮上档次，记得那时她穿了件白色的公主裙，漂亮极了，同时她也是班里最盛气凌人的。盛气凌人这个也能理解，作为一百多年历史的国际大都会的市民，上海人天生的有见识有品味有优越感,这个也正常，可她张嘴闭嘴就以“阿拉上海宁”自居，这个确实令人讨厌。
我和冬冬当时根本不相信张艳芳是上海人，因为除了一句“阿拉上海宁”，她什么上海话都不会说，直到张艳芳的姑姑追着冬冬骂了一条街。在没有见到张艳芳姑姑之前，我总觉得就算是上海人，那也是南方的，应该都比较温柔，因为我之前去过广州和深圳，我真见了才知道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！张艳芳的姑姑个子不高留着“革命头”（短发），人虽然很瘦却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那犀利的眼神和那刻薄的嘴唇，天生一副革命般骂街的王霸之气！当时冬冬还没来得及听懂一个字，上来就被那排山倒海的骂街阵势给吓跑了，张艳芳的姑姑拿出了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气势一路追骂，冬冬当时被追得没处躲没处藏。我不但佩服张艳芳她姑姑的体力，我还佩服她姑姑的肺活量，追了那么久，我多大老远还能听见他姑姑嘴里不停地“弄”（侬）来“弄”（侬）去，还有各种“钢驴（卵）钢笔”的钢来钢去，钢（戆）就是傻的意思，这个“卵”和“笔”，你自己想吧。可能是害怕冬冬听不懂，时不时的再冒两句“小赤佬！小瘪三！”事后证明，冬冬还是听不懂。
虽然当时我也听不懂，但我确定这是上海人无疑，后来无意中跟张艳芳的奶奶学会了唯一一句不是骂的人的上海话－－“尼朵朵”，就是耳朵的意思。从此我觉得上海话太有意思了……
这里说一个特殊的孩子，曹爱春。我们都叫他“老曹”，因为小小年纪就有抬头纹，发际线又偏后，面相又有点老，除了没有落腮胡子简直就是一个迷你版的“沙僧”，所以我们都叫他老曹。虽然看着挺老感觉应该很温和，但这孩子一点都不温和，向来真刀真枪的干。这孩子在新疆呆过，不管跟谁说话他一张口就是：“阿朗斯ging”，这个“ging”实在找不到汉字发音，发音是第四声，总之“阿朗斯ging”就是“操你妈”的意思。我在学校里第一次打架就是和老曹。当时老曹对我“阿朗斯ging”了半天，我根本听不懂。后来早被“阿朗斯ging”很久很久的郭时兴，本着同仇敌忾的精神，对我进行了无私且热心地耐心帮助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意思，于是我和老曹开始撕打，直到老师赶来。老师上来就问我怎么回事，我马上结结巴巴地指着老曹说：“他骂我‘阿朗斯ging’！”老师大惑不解马上问我“阿朗斯ging”什么意思，这时我理直气壮义正言辞并且一点都不带结巴地说：“就是操我妈逼！”老曹在旁边一听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，马上声泪俱下放声大哭地对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是他先操我妈逼的！”看到老曹来这么一出，我也不甘势弱马上也声泪俱下放声大哭对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是他先对我‘阿朗斯ging’的！”此时，我们老师那哭笑不得的表情，我永远得。
再有就是一张口就说：“你个龟儿子，王八蛋！”从四川来的王伟。这孩子父母都是铁路上的，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他爸妈天天轮流骑车二十多里地送他上学。到了小学三年级，王伟就开始自己骑自行车上学，一开始他的脚刚刚能碰到那二六自行车的脚蹬，可骑了一年之后，他的腿就神奇地变长了。
除此之外有个姓赖的浙江孩子，我只跟他学了一句浙江话“拢逼”，其实跟“操”也差不多。这孩子上了两年就转学了。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学了那么多方言却无一例外都是骂人的话，并且学得特快，还发音标准吐字清晰，并且一点都不结巴。以至于后来上初中学英语不行，但什么fuck啊，bitch啊，sexy啊，他妈一学就会！由于我们上学的时候国家就开始推行普通话，而我们班里又方言众多，所以成年以后，我的普通话全国人民都听得懂，可就是没人听得出来我是哪里人。
我们当中最有特点的，就是瘦得尖嘴猴腮活像一堆干柴的郭时兴，这孩子就像个大耗子。他特点就是像磨牙的耗子一样喜欢咬手指甲，没事就不厌其烦地每个手指挨个咬，仿佛跟他的手指头有仇，并且左手换右手像啃鸡爪一样，龇牙咧嘴咬得津津味。这孩子脸虽然不白，但极爱很干净，到了冬天所有孩子嘴上都挂着一两桶鼻涕，只有他没有，穿的衣服虽然不能说最好，但是干干净净。他还特别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，不管是打架的，还是骂街的，说白了爱看热闹，并且爱凑热闹。比如我和老曹刚开始只是骂架，只要他站在旁边就变成了打架。再比如张艳芳的姑姑追着冬冬骂了一条街，他就在后边追着一路加油叫好，典型的惟恐天下不乱，并且事后见人就说：“小赤佬！小瘪三……！”
比郭时兴个子还低的，那就是脑子一根筋的涛子，这孩子是我们班里个子最低的。涛子长了一张小圆脸，留着一个陈真的发型，前边的刘海很长，刚好挡住他的眉毛，反而显得他的眼睛小而聚光炯炯有神。别看涛子眼小个子小，胆子却极大，但凡感兴趣的事他都极其认真，一定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一本正经地研究个底朝天。涛子的兜里就像多啦A梦的口袋，什么电池，灯泡，螺丝帽，你永远不知道里面都装着什么。时不时的就会看到他鼻青脸肿的上学，不用问就知道，他不是把自己家里的收音机或者手电筒捣鼓坏了，就是把别人家的也捣鼓坏了。认真研究是涛子的光荣传统，以至于上了初中，涛子随便找了一个电子计算器连在自行车上，就能改装成一个里程计算器。再或者找四块1号电池，几根细铁丝，几个小铁片，再找几根木条，用绝缘胶带一捆就做成一个简易的电警棒，当按下开关电光四射嗞嗞作响那一刻，涛子牛逼闪闪。
记得小学开学没几天涛子就认真地告诉我，垃圾堆里“乳白色的气球”不是吹气球用的，是装水用的，并且亲自演示给我看。他拉着我到水池边上，把他兜里的两只“气球”都灌成了水球，在班里当着老师的面，两只手拿着甩来甩去……
我们老师是位年青漂亮的女老师，又刚结婚，看到涛子拿着“那样”的水球在她面前甩来甩去，马上红着脸恼羞成怒的上前制止，谁知道刚到走涛子身边，那水球就被涛子甩破了，水溅得老师脸上身上到处都是！此时，涛子那惊恐的眼神和老师那抓狂的表情，我永远记得……
以上种种表现，足以说明涛子的智商很高，情商很低。涛子唯一的优点就是数学好，对数字相当敏感；可语文却极差，让他写个作文比登天都难，可能正因如此，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差，那真是拙嘴笨腮连骂人都得想半天。涛子是河南人，却在天津长大，一口天津话，可说着说着就冒两句河南话的词，跟他说话超过两分钟，我保证你既不会说家乡话，也不会说普通话。尽管如此，我始终对小个子的孩子另眼相看，无论是郭时兴还是涛子，或者是班里的小个的女孩，从来不会轻视他们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脑了里在想着什么，更猜不到他们会干出什么样的事！
因为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的不同，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天然的就分成两派，上学放学也各走个的路，因为厂矿单位和农村本来就不在一条的路上。男孩之间没什么可比性，无非是比个头，比力气，比谁尿得高，除了冬冬比吹牛Ｂ。男孩很容易自来熟，很快就打成一片。女孩之间有些微妙，城市女孩和农村女孩天然的分成了两个群体，很少说话，一直到一年级才开始一起玩。
那时在班里扫一眼就知道谁是农村的，谁是城市的，前几年流行一句话叫“主要看气质”。从气质上一眼就能分出农村孩子的城市孩子，根本不用看穿衣打扮。除了口音之外，区分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最精确的方法是看袖子，这个方法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。因为到了冬天，每个孩子嘴上都挂着一两桶鼻涕，在那个纸巾只擦屁股的年代的，农村孩子擦鼻涕最方便、最高效、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用袖子一泯，所以农村孩子的袖子通常越泯越黑，越泯越亮。要是袖子上的鼻涕泯得太多，就会往衣服其他地方泯，所以农民村孩子的衣服相对脏一些。城市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有标配的，袖筒和手帕那是一个都不能少，所以衣服相对干净。这个也能理解，市民工作生活环境相对干净，并且待遇也好很多，厂矿单位每个月又会发肥皂、毛巾、洗衣粉之类的福利，所以衣服洗的也比较勤。再加上农村孩子兄弟姐妹多，大人也管不了许多。城市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，所以都比较干净。起初我也是袖筒手帕一个都不能少，可后来爸妈工作越来越忙，衣服都没时间洗，所以我的标配后来一个都没了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冬天排队放学的时候，孩子们都会比一比，不是比谁更高更强，而是伸出袖子，看谁的袖子更黑更亮，并且黑亮的面积更大。于是一到冬天，放学排队无聊的时候，孩子们都会伸出袖子大家比一比，不知不觉就成了孩子们的传统。可城市的孩子连进决赛的资格都没有。
记得二年级的时候，我们班上一个农村女孩“老妖婆”就在放学排队比袖子的时候，傲视群雄！因为当“二怪”雄纠纠气昂昂伸出他那只又黑又亮，泯得又厚，面积又大的袖子的时候，“老妖婆”同时伸出了两只更黑更亮更大更厚的袖子。据考证，郭时兴曾经用一根火柴在“老妖婆”的袖子上划了一下，一缕青烟过后，火柴着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