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法院出来的时候，母亲的心里就已经有了准备。
由於当年在台湾经商不成，从离开台湾开始，父亲算是带着我们一家人四海漂泊。没有人谅解父亲，当然也不谅解母亲。但不管怎麽说，母亲认为她还是家里的一个。
在过去的这麽多年里，母亲和家里人至少还保持着联络，三不五时的也还有电话来去，不谅解至少还不是仇人。
而阿姨对我和哥哥都很爱护也很关心。
至於父亲，那就不要提了，他几乎是这个世界的垃圾。除了我们这个家里的三个人以外，这个世界就只有人恨他，没有人在乎他，他也早就在心里将自己从他的家族中除名。
回台湾之前，我们原来是准备了住在另一个台湾朋友家里的，但是回来了以後奶奶不同意，她坚持要我们住在她那儿。住在她那儿的条件，当然也差很多。她本来就是一个人独居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，如果加上我们，就会连床铺都有问题。本来是想也就是几天，将就一下就是了。
我们回来了，但是发生了机场的事情，每一个原来至少还接受我们的人，都有了距离。
母亲是有案在身的人，大家都心里存有疑虑。即使是一样的往来，但是其中的含义是必定要受影响的，特别是母亲被限制出入境，简单的说，不就是个被台湾社会“拘留“的人吗？谁还敢太靠近。
我们原本打算在台湾停留半个月，等各项手续办好就离开。
打搅别人的时间不算很长，即使是互相保留一些往来的面子吧，也都还是可以忍受的。
但是限制出境，使母亲必须按法院的程式去应诉，在这期间是不能离开台湾的。这样就变成了无期限的停留，没有一个人能忍受这种无期限的停留的。
而支出是相对应的事。我们尽一切可能的节省支出，即使是我回中国的时候，也只替父亲带了一条长寿烟，替父亲的死党带了一瓶高粱，还是小瓶的。就算是这样，到我走的时候，母亲身上的钱也已经都花完了，但是母亲在台湾还要呆多久，根本就没人有谱。
身上的钱没有了，又是一个别人并不谅解的人，再加上官司缠身，而人人又都有自己的家庭要养活，在这个情况下，能开口向人借钱吗？
这还需要问吗！能继续的保持往来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
我们都心里有数，即使在昨天，我们都还是个可以被亲近、被接受的人，今天，我们却只是个可以在表面上往来的人——我们是个不再受欢迎的人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母亲决定在送我离开台湾之後，只有她一个人还继续被台湾的社会“拘留”的情况下，去找个兼差的工作，至少台湾的法院给了他“实质性的拘留”，但是没有给她相应的、拘留应有的人道待遇，她竟然被拘留还要自己去解决生活问题。
这甚至比不上到台湾第一天的待遇。至少那一天，她还有生活照应，还有住的地方和三餐的便当。
有的时候，母亲急了，会想要法院先将她关起来，将来如果判了她刑就去抵；如果无罪，她也不要求法院判给赔偿。
如果要谈“人权”，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？
满口“人权”的人，是不是也应该将这个问题放到台面上？